地谈几个小时的话。我们去找朋友的时候，不是为了要办一些琐碎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应付应酬，联络联络，见了面除了随便我些话来乱谈一阵，并没有好好地想想应谈些什么。在我们宴客或安排什么晚会时。我们花很多钱和时间在饭菜和游艺节目上。我们给客人预备了好酒、名菜，安排了一些文艺节目。可是关于怎样谈话，却一点也没有想到。 我们没有想到在一起谈些什么好，我们很少替客人们互相介绍，使他们在一起谈些共同有兴趣的事情。我们也没有想到，在必要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带头谈起一个所有客人都会有兴趣的话题，我们特别使那些没有熟人的客人感觉到闷气、难堪，只呆呆地无聊地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。在拜访人的时候，我们穿得很整齐。可是对于见了人之后，应该讲些什么，却模糊得很。有许多人不但没有随时准备和别人谈话，事卖上，简直有点怕谈话，甚至于觉得谈话是很讨厌很麻烦的一件事。我们害怕遇见陌生的人，见了比我们地位高一点的人，我们不但害怕，而且还有点害羞，如果遇到不得不参加的会议时，我们坐在那里， 除了举手表决以外，什么事也不会作，我们不能站起支持，补充自己同意的意见，也不能反驳，批评我们反对的意见。

　　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的人呢？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缺乏集体生活，对人太不了解。也可能是固力某几次谈话失败了，为了避免谈话的再失败，于是索性就不肯再开口了。也可能是误解了多作事，少说话的真意，把不说话当作一种美德。也可能是受了祸从口出这成语的影响，觉得不说话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安全之道。

　　“祸从口出”这句话，在以前相当流行。类似这样的道德教条还多得很，什么君子缄口啦，慎言啦，多言必失啦，等等。总之，都是叫人最好不要出声，不要说话，不要发表意见。其实这些教条都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，在过去的中国，政治不良，君主专制，平民没有言论自由，谁要是言语不慎，批评了当局，或是得罪了权贵，常常就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。这样相习相沿，人们便以不说话当作一种美德，当作一种安全之道。可是一种合理的社会，不说话，不但不是一种美德，而且也并非安全之道。

　　为什么呢？在合理的社会，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，对于一切社会的事情，是利是弊，应兴应革，都应该提出批评，提出建议，谁要是一声不响，坐视不言，那就是一方面放弃了公民的权利，一方面也是没有尽公民的义务。在某一个时候，说话的人，往往是并不做事情的人，许多不做事情的人在那里哇啦哇啦，空口说白话，高谈阔论，于事无补